阎靖靖(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受过类似的困扰。
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经历
在中国大陆之前,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说到中国在亚洲的邻居,首先要把视线投向印度。
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漫长的殖民历史,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传统。尽管难免带有南亚口音,英校出身的印度学生仍能直接与西方人沟通,听说读写都不成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印度学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数理、财会、商贸、管理、医学等等专业课程,这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与西方社会接轨。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跨国移民网络很自然地将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会。
从196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也曾为人才外流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人提议应对这类移民征税,以弥补本地社会的公共资源流失。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逐渐意识到,移居海外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尽管远离故土,但是却没有中断与家乡的联系和互动,并且不断为印度本土及其国际形象输送价值。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裔学者和专业人士每年都为印度国内机构带来众多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他们不仅富有,而且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他们在硅谷及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国人的正面形象时常上镜。这些事实渐渐平复了印度本土对于人才外流的不满,并开始视这类移民为一股潜在的积极力量。
除了印度,新加坡也是一个值得参详的近邻。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以来,这个岛屿国家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的挣扎求存时期。
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是周围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区域国际族群政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又是历史上华人移民的重要枢纽,有着广泛的跨国华人网络联系。因此,许多本地华人中产家庭往往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家庭团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颇众。
对于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而言,这样广泛的社会中坚人口流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吸引海外高素质移民。例如,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东盟国家分别设有专项奖学金,全额资助这些国家的资优学生赴狮城修读大学本科。根据奖学金合同条款,学生毕业后需留新工作,一般以三至六年为限。那么这些外国学生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定居呢?显然不是。不过,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最后选择离开狮城,但是在这个南洋小岛旅居近十年的经历,却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从而使新加坡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国网络及社会资本,也成为这个小国彰显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华人移民脉络里,台湾亦是不得不提的个案。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两岸局势变幻莫测,许多台湾留学生纷纷定居海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
这一波人才流失以1979年为顶点,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人才外流速度开始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紧接着,台湾迎来了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企业式微,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于是,回流的海外专才尝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甜头,台湾岛内的高科技产业也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大量留学返台人士加盟本地高校,着实打造出相当整齐的师资团队。
如何从“人才外流”到“人才流转”
在全球化时代,“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看过以上的亚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孤独。但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时间上晚于上述亚洲社会,因此中国在人才策略方面应对本土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
然而,尽管人才回流对移民输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这个决策却未必能为这些出国多年的专才本身带来直接收益。简而言之,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大陆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大陆年轻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
中国大陆近年来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门合办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常规活动,通过驻外使馆、学生学者组织等机构全球招募高端人才回流。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由于历史因缘,二战后的发展中社会遭遇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叠,致使社会的结构转型更加剧烈和复杂。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等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担忧,并渐渐从焦虑中走出,用更加超脱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现象。
美国印度裔学者AnjaliSahay在她2009年出版的新书《印度裔移民在美国:人才流失还是获益》中,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对人才外流现象的四项共通性推论:
1.发明与创新是无国界的；2.经济全球化与资本运转使得技术型劳动力不再只循单向流动(发展中社会去往西方社会),而可能有多元流向(在不同国家社会之间往复流动)；3.有关资深技术移民,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核心考量仍是经济利益；4,根据薪资与利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在人口基数庞大的移民输出国,没有出国的民众之福利并不会因为移民外流而受到影响,因为外流移民在带走他们产值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对原居地社会的索求。Sahay是基于经济学角度提出以上的论点,而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作者：阎靖靖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