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问题

    不可轻言大话城中村是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在政府没有足够资金和就业安置能力，没有充分顾及廉租屋市场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产物
    
    文化界名人余秋雨应一家地产公司之邀，到深圳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自然也要应景，不是单纯的文化内容，而是文化结合地产，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人居传统。据说余秋雨先生在演讲中妙语如珠、中外对比、古今结合，将人居文化上升到生态文化的高度，阐述人居环境的价值所在。

    余先生在演讲中慷慨陈词，支持对深圳城中村改造。他认为城中村本身是美丽的，但是伴随它在城市缝隙当中蔓延的低劣生态只能说是肮脏和恐怖，是一种几乎没有管理的恶劣生态。所以城中村应该拆除。

    这建议相当应景，以前一说深圳，人们想起的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如今一说起深圳，很多人眼前出现的就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深圳有这么多城中村。据统计，深圳特区内共有173个自然村，约十几万栋农民房，大部分高达5层～8层，甚至超过10层，面积总量逾1亿平方米。而城中村中庞大人群的生活方式，也和有常住户口的特区人有相当的差别。

    一如我们所知，文明与都市生活紧密关联。几乎所有使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得以区别的因素，都与我们称之为“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聚集密切相关。而且当我们言及文雅、礼貌或有教养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也是那种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举止。也难怪当余秋雨看到花园城市中存在这样不合时宜的与礼貌、文雅或者有教养完全无关的城中村生活时，便会怒气冲冲，要一拆而后快。

    不过在余秋雨的演讲中，便有深圳市民提出反对意见，表示城中村可能是深圳的“城市湿地”，能够改善城市环境，给城市提供营养。这种说法，城市专家李津逵也曾经发表意见。他认为从深圳效益的角度来考量，城中村的存在关乎这座城市的营商成本，所有大城市都必须有低成本生活区，很多国际都市也都有城中村。工人、保安、送水工、清洁工等中低收入阶层只有能力住在城中村，而城市运转也离不开这些“城中村人”的劳动。现在深圳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渔农村被拆后，原来住在渔农村的低收入者就向附近尚未改造的皇岗村转移，因为他们只住得起握手楼。那么日后等皇岗村再接受改造，他们就继续转移到下一个城中村，所以李津逵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作为低成本生活区的城中村只会位移，不会消失。”

    城中村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在政府没有足够资金和就业安置能力，没有充分顾及廉租屋市场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产物。

    但是到了今天，城中村不仅成为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第一个甚至惟一的落脚点，也是部分城市贫民惟一的生活居所。如果要彻底拆除城中村，那么政府不仅要承担拆除的经济费用，还要承担解决这部分人口居住问题的社会费用，更要承担因失去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城市想清除这些贫民区，从现在看只有两种选择。其一，坚持所有住房必须满足某最低标准而将城中村居民挤出城市，城市运营成本相应提高。另一种选择是，按照其能接受的价格向城中村居民提供较好的住房条件，等于变相向他们提供津贴。但是以城中村居民的巨大数量，这笔津贴不见得是城市乐意拿出并且有能力拿出的。而且，城市提供的“较好”住房条件，也未必能满足城中村居住者的需求。在深圳，人们选择城中村并非仅仅是因为其房租相对低廉，还有生活方便等因素的考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实的需要，对待城中村问题应该慎之又慎。加强管理，合理改善城中村的居住条件，比简单粗暴耗资巨大地拆除要更具可执行性。房地产问题，城市管理问题虽然都算得上是公共产品问题，但是更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问题，不是任何人凭着一腔热血就可以献计献策的。毕竟，现代城市的问题不是白发苏州，更不是丝绸之路，断断不可轻言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