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珠三角和沿海地区频现“用工荒”，人们将农民工“回流”（即以前到沿海打工的人现在转而留到中部家乡）作为其解释之一。事实上，中部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

　　作为中国最大的无纺布制品基地、湖北工业民营经济强镇，身处中部的湖北仙桃彭场镇为何深陷用工荒，又该如何应对？

　　3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刚送走邻镇的学习考察团，年轻的镇党委书记胡先平风尘仆仆地赶到镇政府办公室，见到记者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块问题蛮大！”

　　他指的是彭场镇的招工问题。彭场，这个曾名不见经传的仙桃小镇，目前已是中国最大的无纺布制品基地，全镇162平方公里，却密集地生长着168家大大小小的无纺布制品企业。它们将厂房密布镇上的马路两边，把镇上的女工基本吸收殆尽，并为全镇贡献了80%的税收。高峰时期，约占世界市场份额14%的无纺布制品（如医用防护服、卫生鞋套、口罩等）从这里生产出来，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欧洲与亚洲其他国家。

　　而今，这些急速扩张的企业正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招工难。

　　“我们从过年后的正月初六就开始招工了，但是现在还差100多人，不过这已经比其他企业要好了。”李彪说。

　　李彪是彭场德明卫生用品公司的采购部经理。作为中层干部，春节过后没几天，他就分到了任务，开着车带着礼品，去给镇上的工人一个一个地拜年，“实际上是请他们来我们厂上班”。他说，“镇上的企业都在抢人”。

　　再给我1万人

　　把彭场税收翻番

　　上世纪90年代初，彭场只有一家国有服装厂，“后来的很多无纺布私营企业主很多都是从那‘出跳’来的。”李彪说。

　　这些人出来后，去沿海考察，赶着整个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潮流，在自己的镇子里办起了无纺布制品厂。就地利用镇上的劳动力，靠着低廉的工价，这些企业逐渐做大，用工量也逐渐增加。

　　2009年，“甲流”降临，它如同一个从天而降的契机，促成了彭场无纺布制品企业的一次集体腾飞，却也使彭场接触到“用工荒”这样一个陌生却感受实在的概念。

　　“甲流”导致口罩走俏，当时除了个别企业坚守和国外厂商的订单信用而保持正常的生产内容和节奏以外，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疯狂地生产口罩。

　　“一个口罩成本几毛钱，卖出去两到三元，有人甚至临时筹资30万建小厂生产口罩，一天的纯利就是两万多！”常年和无纺布企业打交道的老吴对此印象深刻。

　　高额的利润促使许多人趁机办厂，并以高价吸引工人。逐利而动的工人纷纷从老厂流向新厂，一些大企业甚至出现了整个车间的工人与管理者一起流失的现象。

　　“用工秩序随之乱起来了”，镇政府参与招工的严楚清说，“用工荒的苗头开始出现”。

　　为此，镇政府于2009年8月召开座谈会，动员企业协会稳定工价，还在税收等方面抬高了新企业的准入门槛，但却没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迅速扩张的企业急需工人，镇政府专门去湖南、江苏等地招人，也没能满足需求。

　　当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在抢工之战中度过繁忙的“甲流”期，因为经济回暖、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及专门化生产的经验等，彭场的无纺布制品企业名气已经越来越大，订单纷至沓来，“用工荒”终成切肤之痛。

　　“现在很多企业还在做去年9月份的订单”，严楚清说。“订单是做不完的！”在新发的车间里，一个经理扯着嗓子鼓励忙碌的工人。而据了解，德明公司现在的订单也已经排到今年6月份以后了。

　　与此同时，招工宣传板在各大企业的大楼门口悉数摆出，给无纺布制品企业提供厂房的招租广告糊上了路边的电线杆，招不到工人已经成为镇上许多企业扩张的最大障碍，不少企业用工缺口超过50%，女工尤其紧缺。“我们恨不得用火车皮去外面拉人来”，副镇长叶芳说。

　　严楚清预计：“今年镇上无纺布企业用工缺口在一万以上。”而新发的老板曾放出豪言：“再给我一万人，我把彭场的税收翻一番！”这家彭场最大的无纺布制品企业，2009年纳税额超过1000万元。

　　自“甲流”后，为了挽留工人，企业纷纷提高工价。

　　“过去做一件普通的手术衣是七分五厘钱，现在翻一番了，一毛五，”李彪说。德明的工人现在一般每月能拿到1500元了。记者看到，新发公司第十四部的车间里，挂着激励员工的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发红包50元，职工工资上浮10%，新员工第一个月另上浮20%”，缝纫机前的工人一抬头就能看到。

　　镇上一些往年在外打工的人因此留了下来。然而，巨大的缺口依然引人关注其背后的问题。

　　“我们这是八小时工作制，加班是自愿的，而且不能超过晚上九时”，轰轰作响的厂房里，新发的行政部部长助理曹阳介绍。而记者询问一位女工时，她却说：“我们很辛苦的，常常工作十一二个小时。”

　　李彪也坦言：“我们这些私企一般都不止8小时，德明的工人普遍工作10小时”。赶上生产的高峰，加班加点更是避免不了。

　　8小时对许多工人来说并不现实，无底薪的计件制薪酬方式将他们的工作时间与收入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除了少数特别熟练的工人以外，普通工人要想提高薪水，就得延长工作时间。

　　工人的社会保障也难落实。在仙桃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大厅里，负责招工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我们要求企业为员工百分之百地参保，但实际办理保险的不到50%”。记者调查发现，只为工龄在3到5年及以上的骨干员工办理相应的保险，是彭场一些无纺布制品企业的普遍做法。

　　尽管小镇路口就立着大广告牌：“到彭场打工是您最好的选择”，但高强度的工作和与相比沿海而言并不具有优势的工资待遇还是让一些工人外流，外来工也难吸引进来。企业的车间里钉扣缝衣的人大多是本地的中年妇女，偶尔只遇到个别操外地口音的人。

　　手握几十万资金急欲办厂创业的老吴，因为招不到工人而迟迟没有下定决心去租厂房，他感叹：“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工作强度那么大，而且单调枯燥，人家不愿意来啊！”

　　“员工宿舍的条件比不上沿海，歌厅、剧院、体育馆等娱乐文化设施也很缺乏”，严楚清坦言，小镇的用工与生活环境和大城市有较大差距。叶芳介绍，这里的大多数企业只能提供集体宿舍，外地或离彭场较远的周边乡镇职工无法在这里安家，夫妻分居或抛家别子的难处使很多女工无法安心留下。

　　年轻人则向往“大地方”。李彪曾去武汉的大学招人做外贸，“1500元的底薪，还专门请师傅给他们做菜，但大学生都不愿意过来，招了一些后来都没留住”。他只好在仙桃市职业技术学院招人。

　　而多次招聘与调查的经验，让仙桃市劳保局刘局长对新生代工人与彭场的企业主印象都很深刻。

　　“现在的年轻人不仅看重钱，还要张扬个性，不喜欢做蓝领，不想依附于低端产业，不像我们那时候有份工作干就不错了”，他说，“我在招聘会现场观察到，一些招缝纫工的窗口年轻人问都不去问，他们对电脑之类的感兴趣。”“另外一方面，彭场的无纺布业是低端产业中的底端，很多企业主从底层起来以后，自身的素养没有跟上，不知道如何通过增强自身和企业的魅力去吸引员工”，他直言不讳。

　　企业应致力于

　　产业结构升级

　　为从长远解决问题，政府和企业都开始想新的办法。

　　“镇政府准备拿出300万元来补贴房地产开发商，让他们建相对廉价的房子供外来打工的人租用，还在考虑建歌舞厅、游泳池、公园、超市等”，严楚清说。

　　新发公司已经把一些厂房建到了周边的监利等地，它还和富实等企业开始在国外注册自己的品牌，试图获取产业链上相对上游的利润，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然而，李彪介绍，更多的中小企业还在经受这样的尴尬：他们将无纺布加工成卫生用品，经过外贸分销商的周转，在进入国外超市的柜台前，被贴上了别人的商标，产品上只有“made in china”的笼统描述，国外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个民营企业密布的无纺布名镇，只有新发、裕民、富实等少数几家具有较强实力的大企业拥有自己的外贸公司，它们具备相对成熟的外贸技术，能直接和外商谈判，并避免在产品认证等细节上产生频繁摩擦。但其他中小企业只能通过将产品卖给国内的外贸公司，来赚取3%到5%的利润，有的甚至更低。

　　“如果建立自己的外贸公司，取得和外商直接谈判的能力，摆脱对中间商的依赖，则可将利润提升至10%左右，是现在的2倍至3倍”，李彪说，“这样一来，工人的薪水待遇肯定就会有实质性提高。”

　　仙桃市劳保局的工作人员称，较低的利润也是一些企业没为员工落实社保条款的因素之一。

　　“这里永远招不满人”，老吴说，靠低人力成本支撑起来的无纺布企业一直有吸纳劳工的内在动力，但日益做大的它们如何能招来更多的工人，却不是简单的事。

　　刘局长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做好本地用工的后勤保障和基础设施服务，满足工人的吃喝用住；国家急需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工对未来有预期，不再对土地抱唯一的希望，从而让他们能更自由地流动。同时，随着未来经济形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会丧失，人口红利不再突出，因此，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应该做好行业规划，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和产品附加值。”

　　小镇彭场只是一个缩影。据仙桃市劳保局介绍，整个仙桃70%的农民工都已外流，目前仙桃本地的用工缺口在2万以上。今年2月，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发布消息称，今年约有40至50万武汉人离乡打工，武汉本地用工缺口高达8万，餐饮、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严重缺工。与此同时，中国新闻网的报道称，湖北其他地方也出现用工缺口，如孝感缺工近万人，汉川达2万人。对于湖北这个劳务输出大省而言，“用工荒”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